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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东西村保长，乡老及诸伯叔兄弟等钧鉴，印光自幼颇不自量，欲为理学派之士人，遂深服程朱韩欧之毒。幸宿因有在，致疾病连年，虽非卧床不起，然于学大碍。后忽自知前非，遂于光绪七年出家为僧，冀消恶业，并报历代祖宗父母之恩。十二年，由长安往北京红螺山。十九年往南海普陀山法雨寺，主人以光好静，不贪世缘，遂令住闲寮，除二时上殿外，了无一事，随意看经念佛。山上有知光能支笔墨差事者求之，不用己名用彼名，或用捏名，故二十年来甚安乐，经年无人来会，无信来投。至民国六年，三原王幼农以一信印数千，徐蔚如以三信印数千，渐入苦境。次年，蔚如又特排印文钞，从此一人传虚，万人传实，而信札往来，月上百封。又以不自量，志欲利人，刻排各种经书，长年了无暇时。十七年，香港诸弟子请住香港，拟次年去，故离普陀，暂寓上海友人寺中。十八年，以排历史统纪不能去，冬间以过劳稍病，友立阻去港，令在彼苏州报国寺闭关。十九年四月入关。因闻吾乡荒旱，以一千六百元，托华洋义赈会办事员，归依弟子杨慧懋，亲送吾村，彼回扶风，稍有报告，未知作何办，光亦不问其事。今年正月，福云，永贵来苏，知吾村凋零不堪，不胜痛心。问及三分祠堂，言现就祠内立学堂，名印光学校，东西村学生均在此读，智杰为教师。又云，门房新盖三间，名圣量会，村中贺保长，有几桌人在此吃席，以此房系东西两村人出钱盖的，故东西两村贺保长，议公事，都到圣量会。光问，何东西两村各家出钱，在我三分祠堂盖官房，吃肉喝酒，议公事，取名圣量会乎。彼云，十九年赈款一千六百元，散两村各户，见十抽一，得一百六十元，在我祠堂前面盖房，作东西两村的官所。以此钱又由法师放赈得的，故以法师的法名为名。光闻之，不胜叹息曰，何得吾村发生此种规程。我以一千六百元赈两村，两村抽出我赈款十分之一，在我祠堂盖房，作宴客议事之用，谓是他们自己盖的，又名圣量会。是我圣量以一千六百元引东西两村占我祠地，我罪过大矣。然我学佛之人，不肯与人相争，因备二百元票，令福云等带去，到家即通知两村一切大众，到城隍庙议事，将此款缴保长，乡老等，作还彼盖房费，立即取消圣量会名目，除两村学生读书外，余均不许。此学堂系三分人肯作公益而立，不得谓此祠堂在两村学堂地上。如此办法，两村乡老当肯许，幸何如之。如固执不改，我当请两位很有面子的老先生，特函婉劝，期其俯从光议，想诸位不能不看二位老先生的面子。既是事必如此，似宜以省事为妙，不必惊动这两位，为省彼此答复之劳。无论肯与不肯，福云，永贵等，不许与众相争，但以实情函知我。前所说之法，乃维持世道之法。若能以维持世道之法办很好，否则我便以菩萨舍身命以满众生愿之法行之，则向两村大众顶礼忏悔曰，圣量罪过，祈垂恕宥，便将此事置之东洋大海，一概不问矣。书此祈诸位明鉴。